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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氏研究
 
深切怀念当代词学家黄拔荆
(2016-7-16)


深切怀念当代词学家黄拔荆
潘潮玄 李淑媖
  黄拔荆(1932——2015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由调干生进入高校正规深造,虽因病休学又屡遭政治运动尤其“文革”劫难,自强不息,苦守寒窗,甘攻“冷门”,终成继往开来弘扬国粹的词学名家。
  一
  拔荆早年(1948年)就在家乡闽清县入伍入党,曾任游击中队指导员,坚持地下武装斗争,配合南下大军解放福建,新中国成立后为迎接建设新高潮,1952年从连城县委工作队员考进新组合的福州大学(1955年复名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年本科学业因病休学持续六年完成。195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由学校直接遴送北京大学进修两年后回校执教。从此走上艰苦又坎坷的学术生涯。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高校发展势头强劲,我俩1952年刚从福州大学毕业留校,不久就因郑书祥教授出任福建省教育厅长,先后上马接任他的《中国革命史》讲授任务。从此与拔荆开启了由福大到师院到厦大长达一甲子的恒久友谊。那时班级里除应届生外,像拔荆这样调干生与我们年龄相近,甚至大十余岁的不在少数。古典文学既难啃又“冷门”,何况在批判封资修、“厚古薄今”发烧时期,视同封建“垃圾”处于该“横扫”境地,拔荆竟能逆流而上、食蜡如饴,确是难能可贵!正如他的自述:“我这辈子没交什么好运,但在缔结师缘方面却是运气特别佳,除了小学中学老师外,到了大学更是名师辈出,往来密切更为我推崇的有黄寿祺、黄骏霖、黄曾樾、钱履周、俞元桂、游叔有,到了北京大学深造,有幸从导师林庚、吴祖湘、王季思教授,学到作诗填词和求实严谨做学问的事”(黄拔荆:《难忘的回忆》福建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丛书)。
  二
  拔荆一生献身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在师院在厦大,他讲授过《中国文学史》《词史》《散文》等专业课,在厦门大学还出任中文系副主任,协助系主任郑朝宗教授承担大量系务工作。去年在向拔荆遗体告别时,中文系七七级同学的挽联写到:“日暖杏坛一片丹心催化雨,霜凝绛帐三千桃李哭春风”,充分表达了学生对拔荆老师的爱戴和敬仰!
  拔荆一生写下逾千首词赋,著有《元明清词一百首》《词林采英》《南唐二主暨冯延己词传》和《中国词史》等(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词史》广搜博采历代成千位词作家和上万首词作品,发掘增添了众多明代词家与作品,以及历代民间女词家和作品,填补充实了过往词史的这两大缺漏;梳理了词的起源、发展、成熟、转变、中衰,直至复兴全过程。把历代优秀作品串珠缀玉贯通全书,读后令人为之倾倒,宛如梦游于群芳竞艳的百花园!
  气壮山河的《满江红》作者是否岳飞,长期以来争论不绝,胡适、夏承焘就是否定派的代表。争议焦点之一在于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按地誌贺兰山在西夏即今之宁夏境内,而岳飞抗金战场却在冀辽一带,两地相距千里之遥。拔荆不唯书不唯“权威”,经实地考察,发现河北省磁县也有一座贺兰山。磁县在当时是南北通道的要冲,岳飞在此屯兵练兵,与金兵交战长达六年。“踏破贺兰山缺”恰是岳飞抗金救国豪气的抒发!
  1986年浙江省江山县发现《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在其卷十四《诗词赋》集中载有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年)赠抗金名将祝允哲的《满江红》及祝允哲答岳飞的和词。从而更有力佐证《满江红》的作者非岳飞莫属。只不过岳飞在与祝允哲唱和后,吸收了祝的某些词句对原创词加以修正润色而已。
  《中国词史》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词的发展史”,“治词必读”之书。陈祥耀教授赞之:“词史神州千载业,新修发愤竞全功”,名至实归,此部学术巨著荣获我国图书最高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拔荆并未把词学视作阳春白雪,停留在学府殿堂,而是殚精竭虑,力图古为今用,让诗词从学府推广于社会,更直接更有力地为改革开放、为振兴中华文化鼓劲、加油!他与夫人林丽珠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厦门文联授命组建厦门市诗词学会,双双被推选为正、副会长。他俩不负众望、竭尽全力把厦门诗词学会办得有声有色,十五年间出版了《厦门诗词》13集,每期诗刊都开辟“隔海吟缘”,刊发台湾诗友佳作,成功举办两届两岸(厦门)诗词笔会,出版《厦门名胜诗词选》。
  由拔荆、丽珠夫妇共创的《厦门赋》,全文1404字,以高超词赋功力,将厦门地理区位、自然景观、人文社情、特区新貌四个“美哉”,尽纳于赋中,真是妙笔生辉。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培训学院的专家蔡伟朗诵播放,优美的文采,配上成功的朗诵,给《厦门赋》披上华丽外衣,获轰动效应。前文化部长王蒙著文写道:“《厦门赋》是百城赋系列中为数不多的精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中国太缺乏这样优秀作品了。今天终于又能拜读聆听到这样的佳作,十分感人,谢谢你们,建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如果能配上音乐和图像更好。中央电视台应该组织拍摄系列节目,这才是中国城市文化呀!”(《光明日报》:2009年7月5日)
  三
  拔荆一生所遭遇的坎坷和不公正待遇也是很典型的。解放前提着脑袋干革命,解放后光“城工部”的问题就审查了八九年。当时,敌机在空袭,他的背后就有人跟踪盯梢。老革命瞬间变成嫌疑犯!1957年因响应党号召大鸣大放,他在小组发言反映苏军在东北军纪败坏,奸淫妇女的问题和耳闻目睹家乡闽清肃反动刑施暴的违法现象,被内定为中右份子,列入另册,不得重用。因为没有公开宣布,我们一直蒙在鼓里,很长时间只觉得日子不好过,处处不顺手。直至1983年胡耀邦任总书记时下达平反书予以平反,才豁然开朗。“文革”开始又因他介绍入党的同志被揪斗审查,受株连,由于不肯做伪证被隔离审查,关押在福师大生物系尸体解剖室,抄家、批斗拘禁15个月;后又因友人交代材料中提到他曾攻击林彪。审查升级,即将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他。适逢“9.13”林彪事发,9.15他才获紧急释放。
  可以告慰我们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忠诚的战士和学者,党组织重视关心他。组织没有忘记他早年为新中国的诞生,不怕抛头颅洒鲜血为革命所作的贡献。给予他良好的医护条件。那次急症救治中,厦门大学赖洪凯副校长等领导多次关心并亲自临阵指挥,中山医院领导组织以司丽娟主任为首的强有力专业医疗组,投入紧急救治,仅用2分钟,打下堵住胆总管的结石,使病情化险为夷……
  拔荆得以化险为夷愈挫愈强,除了自身奋发勤奋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夫人林丽珠的有力支挺。丽珠是拔荆师出同门的师妹,佳作等身。他俩同专业、同兴趣、同性格,因此拔荆虽在受苦蒙难日子里,丽珠始终是挺身护卫,毫不退缩。正如拔荆所述:“人生如梦,掐指一算,我们结婚已46个春秋,她处处照顾着我、维护着我,支撑着整个家庭和我的事业,她对我的贡献可谓无所不在,无处不有。”(黄拔荆:《礁浦集》后记)。拔荆不仅在结师缘上是幸运的,在结姻缘上也是幸运的。两人珠联璧合不仅是拔荆一人一家的幸运,也是词学发展史上的幸运,因为你们为词学的发展乃至词学社会功能的展现,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拔荆,你可安息了!

黄拔荆林丽珍看望朱鸣冈老师夫妇

黄寿祺教授题赠黄拔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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