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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夏心声
 
《江夏心声》116期第三版 2016年6月30日
(2016-7-16)

 

从刑场救下的“苏币”设计师黄亚光
李标
  1929年3月至6月,毛泽东、朱德等人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闽西,开辟了闽西苏区。翌年10月,又开辟了赣南苏区。这样,闽西、赣南根据地联成一片,共有41个县,435万人口,8.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为了巩固工农民主政权,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抵制国民党法币的渗透,促进苏区商品交换,活跃市场,党在根据地分别建立了闽西工农银行和江西工农银行。
  为了统一货币发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闽西和江西工农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银行,行长为毛泽民。国家银行地址选在瑞金叶坪一户农民出让的一栋小楼房里。房子为砖木结构,坐东北朝西南,楼上楼下共有两个小厅三个房间。楼上小厅是财政部记账员的办公室,楼下两个房间一间是毛泽民的办公室兼卧室,另一间是银行职员的宿舍,楼下小厅是银行的办公室。整栋楼约300平方米。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只有5人,除了毛泽民,还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调来的会计曹菊如及记账、出纳、杂务各一人。各省区所建立的工农银行成为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
  国家金融机构成立后,还要统一币制。不然,各根据地发行的代用钞票品种繁多,印制工序简单,容易被敌人伪造。为此,毛泽东指示:要设计印制一套像样的苏维埃政权货币。1932年初,毛泽民开始筹备纸币的印刷、设计和绘制图案;并从白区购买油墨等材料。为了急需解决印刷印钞的雕刻、铸板问题,国家银行特地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高薪聘请了两名雕版师傅,从上海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中央苏区。筹备基本就绪后,还缺一位中央苏区的纸币图案设计师。谁有能力担任这一重要工作呢?此人就是黄亚光,一位从刑场被救下来的共产党员。
  黄亚光,原名黄雨霖,1901年出生于福建长汀城关一个富裕的教师家庭,自幼爱好书法、美术。1916
  年,他在漳州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公费指标,留学日本高等农林学校。在日本目睹他国异乡的经济繁荣,对比祖国的落后,他忧心如焚,为了表明心迹,他改名为黄亚光,即希望自己能“冲出亚洲,为国争光”。
  1918年回国后,黄亚光在长汀七中任图画教员。在中学任课教育过程中,他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同事张赤男(杨成武老师)成立了长汀学生会,创办《汀州》杂志。1927年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担任汀连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常委。1931年6月,因党内左倾肃反扩大化,他与其他县委领导被诬陷为“社会民主党”成员。12月,不经审判,就被押上刑场。就在被处决危急时刻,突然传来枪决令停止执行的指示,接着又放他回去。事后才知道,有人向担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飞报,说他精通日语,会绘画,又能书写一手好字,是高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才中央苏区匮乏。所以,毛泽民得知后立即找到兄长毛泽东,请他出面向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求情,邓发连忙派出莫钧涛快马奔向长汀,从刑场的枪口下救下了黄亚光。
  从闽西刑场上救下的黄亚光,来到红都瑞金,在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科工作(后担任过出版处处长),主要为毛泽东抄写、起草文件,书写标语,并经常到国家银行协助毛泽民工作。“二苏大会”大礼堂门首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4个大字便是他写的。毛泽东、毛泽民知道黄亚光有绘画的特长,就委托他手工绘制苏区纸币(“苏币”)钞票图案。
  黄亚光接受了绘制苏区纸币(“苏币”)钞票图案任务书后,面临许多困难。首先是,没有设计货币的经验,其次由于苏区正受到敌人严重的封锁和破坏,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后来,毛泽民从上海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版等,黄亚光便开始了纸币图案的设计工作。当时,毛泽东对黄亚光说,设计苏维埃政府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黄亚光在设计纸币时,绘制了镰刀、锤子、地球、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分别摆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或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人以美观大方,又突出革命政治的感觉。就这样,设计了第一张伍分的银币券纸币图案,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后来,在设计贰角、壹元银币券时,他曾想在钞票上设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头像,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后改用列宁头像。黄亚光在显微镜下,先把列宁头像绘制在纸上,再用毛笔工整地写上银行名称、币值、签名、年份等文字。钞票花边是由外地弄来的一种广告商标纸上的花纹剪裁拼成的。
  这一套货币设计完成之后,交由上海请来的雕刻铸版师傅把它雕刻在铜板上,而后送往中央印刷厂印刷。当时中央苏区纸张匮乏,可供印制“苏币”的高质量的纸张相当难找。毛泽民、黄亚光带领红军战士到处采购烂鞋底、断麻头,采集纤维较韧的雪花皮树皮等级材料,回来自己动手造纸。他们硬是在瑞金办起一个造纸厂。
  中央印刷厂是由原兴国印刷厂扩建而成的,当时只有几架石印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批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苏币”印刷出来了。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纸币,同时江西及闽西工农银行的纸币停止发行,其货币逐渐回收。1932年下半年内,国家银行共印制了壹元票37.5万元,贰角票10.3万元,壹角票12.98万元,伍分票4.83万元。
  “苏币”当中主要是壹元券,同时还有4种“角”、“分”的辅币:伍角券、贰角券、壹角券和伍分券。票面上的图案:壹元券和贰角券是列宁像,这是中国货币史上仅有的使用列宁头像的货币;伍角券和壹角券是花框,伍分券是群众大会图景。伍角纸币将“伍”和“角”两字分别镶嵌入世界地图的东、西两半球图形的圆圈中,含义为将革命进行到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套“苏币”采取了双重的防伪标志。一是在下方都印了一行看似英文字母的文字,银行对外宣称是财政部长邓子恢和银行行长毛泽民的英文签名,其实写法很不规范,既非英文字母,也非汉语拼音,而是当时这套纸币的第一个防伪标志。这种做法看似简单而又违背常理,但不经意间很难发现其中的奥秘。二是这套纸币的印钞纸制造过程中加入了羊毛,既可以增加钞票的韧性,又可在燃烧时发出焦臭气味,以辨别钞票的真伪。钞票防伪作为重要机密,从始至终,只有毛泽民、项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黄亚光(设计师)4人知道。此外,在每张纸币上都印刷了凭票兑换银币的字样。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捣乱苏区金融,暗中也印制了不少伪“苏币”,但苏区保卫部门工作抓得很紧,在红白区交界的要道口都设有检查站,一旦发现假票子,就追查到底,因此敌人的伪“苏币”很难进入苏区。
  中央苏区纸币发行之初,充分兑换现大洋,信用好,推行顺利。国家银行的资金由政府和红军拨款,国家银行存有大量的金银和物资充当纸币基金,纸币发行方面采取慎重的态度。毛泽东说:“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当时银行发行纸币数量基本符合这个发行原则。银行备有银元保证兑现;一切税收要缴纳国家银行发行的“苏币”,不收其他杂币,因此国家银行的信用很高,币值稳定,很受群众欢迎。
  发行流通钞票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存在和其经济实力的体现。由黄亚光设计的、在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因陋就简而简单印刷发行的这套“苏币”,在我党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设计“苏币”立下赫赫功劳的黄亚光,后来被调到国家银行工作,任国家银行调查处处长,后来又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画过几套“苏币”、公债券、邮票的图案。新中国成立后,黄亚光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93年4月15日,以93岁的高龄病逝于福州。

黄亚光与苏区老乡交谈

由黄亚光书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苏币


黄展云纪念馆——“鲁贻图书馆”
  鲁贻图书馆位于福州市仓山区麦园路与立新路交叉口,坐东朝西,为西式双层砖木结构楼房,外有灰砖围墙,占地369.2平方米。它是1944年为纪念民主革命家黄展云,由江秀清等人创设,以黄展云号鲁贻命名,内设展厅、阅览室、办公室、客厅、地下室等,民国35年(1946年)5月正式落成开馆。
  民国时一篇新闻报道是这样介绍黄展云:“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万能长者:倡教育,办报纸,带兵打仗,襄理侨务,建设农村,什么事他都能干。论革命资格,他与胡展堂、廖仲恺、许汝为、陈英士、朱执信诸先生共同一辙,所做的事业也可以和这几位比拟。得了政府若背引用他,他也可能做了和这几位同等的官;但并没有做过,而且也没有想过;他宁愿老老实实地深入农村去当了村长。同时也反映出他淡泊名志的抱负。”
  1948年出版的仓山区《藤山志》中记载:黄展云“春秋六十有四,光复中学、独青小学亦公一手所扶植,均悬像树碑以志遗爱。而图书馆矗立山头,尤足以表公毕生奔走革命培植人才之功业焉”。1926年,黄展云在仓山梅坞独立厅筹办独青小学,后迁址麦园路55号,即麦顶小学的前身。黄展云当了四五年的校长。“独青”是培养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奋斗的青年的意思。志中提及的“图书馆矗立山头”,就是指“鲁贻图书馆”。
  鲁贻图书馆建成后,黄展云长子黄以诚(东谔)为名誉馆长,江秀清聘任王景祥先生为首任馆长。馆中挂有巨幅黄展云遗像,并收藏大量黄展云手稿、遗物及纪念品。
  起初,图书馆常有六十种海内外各地的报纸和新颖刊物,多半是赠送的。后来在不断高涨的物价影响下,最后只有二三十种支撑门面。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也一度在图书馆展出报刊,美国画报,花花绿绿,中英文字相映,琳琅满目,连小孩子都喜欢来占座位。图书馆虽然规模小,比不上省立图书馆,可是报纸杂志的号召力吸引了各阶层读者的光临,当时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陶淑、寻珍、毓英、英华、三一、三山等学校的学生都来这里借书阅报。后来图书馆经费异常困难,不仅职员工友待遇低,连书报费每月都不够周转,图书馆基金还是江秀清个人奔走劝募的。
  黄展云一生极其重视教育,从事革命工作四十年中两次掌管福建省的教育事业,晚年还是对教育念念不忘。
  1937年7月16日,黄展云因病抢救无效在武汉汉口天主堂医院去世,因时局原因“暂厝于汉阳潘家山”。1948年8月27日,黄展云遗骸由汉转沪运榕后,29日在仓前山独青小学广场举行公祭大会。(林通 陈熙 文/图)

黄展云遗照


深切怀念当代词学家黄拔荆
潘潮玄 李淑媖
  黄拔荆(1932——2015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由调干生进入高校正规深造,虽因病休学又屡遭政治运动尤其“文革”劫难,自强不息,苦守寒窗,甘攻“冷门”,终成继往开来弘扬国粹的词学名家。
  一
  拔荆早年(1948年)就在家乡闽清县入伍入党,曾任游击中队指导员,坚持地下武装斗争,配合南下大军解放福建,新中国成立后为迎接建设新高潮,1952年从连城县委工作队员考进新组合的福州大学(1955年复名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年本科学业因病休学持续六年完成。195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由学校直接遴送北京大学进修两年后回校执教。从此走上艰苦又坎坷的学术生涯。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高校发展势头强劲,我俩1952年刚从福州大学毕业留校,不久就因郑书祥教授出任福建省教育厅长,先后上马接任他的《中国革命史》讲授任务。从此与拔荆开启了由福大到师院到厦大长达一甲子的恒久友谊。那时班级里除应届生外,像拔荆这样调干生与我们年龄相近,甚至大十余岁的不在少数。古典文学既难啃又“冷门”,何况在批判封资修、“厚古薄今”发烧时期,视同封建“垃圾”处于该“横扫”境地,拔荆竟能逆流而上、食蜡如饴,确是难能可贵!正如他的自述:“我这辈子没交什么好运,但在缔结师缘方面却是运气特别佳,除了小学中学老师外,到了大学更是名师辈出,往来密切更为我推崇的有黄寿祺、黄骏霖、黄曾樾、钱履周、俞元桂、游叔有,到了北京大学深造,有幸从导师林庚、吴祖湘、王季思教授,学到作诗填词和求实严谨做学问的事”(黄拔荆:《难忘的回忆》福建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丛书)。
  二
  拔荆一生献身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在师院在厦大,他讲授过《中国文学史》《词史》《散文》等专业课,在厦门大学还出任中文系副主任,协助系主任郑朝宗教授承担大量系务工作。去年在向拔荆遗体告别时,中文系七七级同学的挽联写到:“日暖杏坛一片丹心催化雨,霜凝绛帐三千桃李哭春风”,充分表达了学生对拔荆老师的爱戴和敬仰!
  拔荆一生写下逾千首词赋,著有《元明清词一百首》《词林采英》《南唐二主暨冯延己词传》和《中国词史》等(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词史》广搜博采历代成千位词作家和上万首词作品,发掘增添了众多明代词家与作品,以及历代民间女词家和作品,填补充实了过往词史的这两大缺漏;梳理了词的起源、发展、成熟、转变、中衰,直至复兴全过程。把历代优秀作品串珠缀玉贯通全书,读后令人为之倾倒,宛如梦游于群芳竞艳的百花园!
  气壮山河的《满江红》作者是否岳飞,长期以来争论不绝,胡适、夏承焘就是否定派的代表。争议焦点之一在于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按地誌贺兰山在西夏即今之宁夏境内,而岳飞抗金战场却在冀辽一带,两地相距千里之遥。拔荆不唯书不唯“权威”,经实地考察,发现河北省磁县也有一座贺兰山。磁县在当时是南北通道的要冲,岳飞在此屯兵练兵,与金兵交战长达六年。“踏破贺兰山缺”恰是岳飞抗金救国豪气的抒发!
  1986年浙江省江山县发现《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在其卷十四《诗词赋》集中载有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年)赠抗金名将祝允哲的《满江红》及祝允哲答岳飞的和词。从而更有力佐证《满江红》的作者非岳飞莫属。只不过岳飞在与祝允哲唱和后,吸收了祝的某些词句对原创词加以修正润色而已。
  《中国词史》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词的发展史”,“治词必读”之书。陈祥耀教授赞之:“词史神州千载业,新修发愤竞全功”,名至实归,此部学术巨著荣获我国图书最高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拔荆并未把词学视作阳春白雪,停留在学府殿堂,而是殚精竭虑,力图古为今用,让诗词从学府推广于社会,更直接更有力地为改革开放、为振兴中华文化鼓劲、加油!他与夫人林丽珠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厦门文联授命组建厦门市诗词学会,双双被推选为正、副会长。他俩不负众望、竭尽全力把厦门诗词学会办得有声有色,十五年间出版了《厦门诗词》13集,每期诗刊都开辟“隔海吟缘”,刊发台湾诗友佳作,成功举办两届两岸(厦门)诗词笔会,出版《厦门名胜诗词选》。
  由拔荆、丽珠夫妇共创的《厦门赋》,全文1404字,以高超词赋功力,将厦门地理区位、自然景观、人文社情、特区新貌四个“美哉”,尽纳于赋中,真是妙笔生辉。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培训学院的专家蔡伟朗诵播放,优美的文采,配上成功的朗诵,给《厦门赋》披上华丽外衣,获轰动效应。前文化部长王蒙著文写道:“《厦门赋》是百城赋系列中为数不多的精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中国太缺乏这样优秀作品了。今天终于又能拜读聆听到这样的佳作,十分感人,谢谢你们,建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如果能配上音乐和图像更好。中央电视台应该组织拍摄系列节目,这才是中国城市文化呀!”(《光明日报》:2009年7月5日)
  三
  拔荆一生所遭遇的坎坷和不公正待遇也是很典型的。解放前提着脑袋干革命,解放后光“城工部”的问题就审查了八九年。当时,敌机在空袭,他的背后就有人跟踪盯梢。老革命瞬间变成嫌疑犯!1957年因响应党号召大鸣大放,他在小组发言反映苏军在东北军纪败坏,奸淫妇女的问题和耳闻目睹家乡闽清肃反动刑施暴的违法现象,被内定为中右份子,列入另册,不得重用。因为没有公开宣布,我们一直蒙在鼓里,很长时间只觉得日子不好过,处处不顺手。直至1983年胡耀邦任总书记时下达平反书予以平反,才豁然开朗。“文革”开始又因他介绍入党的同志被揪斗审查,受株连,由于不肯做伪证被隔离审查,关押在福师大生物系尸体解剖室,抄家、批斗拘禁15个月;后又因友人交代材料中提到他曾攻击林彪。审查升级,即将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他。适逢“9.13”林彪事发,9.15他才获紧急释放。
  可以告慰我们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忠诚的战士和学者,党组织重视关心他。组织没有忘记他早年为新中国的诞生,不怕抛头颅洒鲜血为革命所作的贡献。给予他良好的医护条件。那次急症救治中,厦门大学赖洪凯副校长等领导多次关心并亲自临阵指挥,中山医院领导组织以司丽娟主任为首的强有力专业医疗组,投入紧急救治,仅用2分钟,打下堵住胆总管的结石,使病情化险为夷……
  拔荆得以化险为夷愈挫愈强,除了自身奋发勤奋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夫人林丽珠的有力支挺。丽珠是拔荆师出同门的师妹,佳作等身。他俩同专业、同兴趣、同性格,因此拔荆虽在受苦蒙难日子里,丽珠始终是挺身护卫,毫不退缩。正如拔荆所述:“人生如梦,掐指一算,我们结婚已46个春秋,她处处照顾着我、维护着我,支撑着整个家庭和我的事业,她对我的贡献可谓无所不在,无处不有。”(黄拔荆:《礁浦集》后记)。拔荆不仅在结师缘上是幸运的,在结姻缘上也是幸运的。两人珠联璧合不仅是拔荆一人一家的幸运,也是词学发展史上的幸运,因为你们为词学的发展乃至词学社会功能的展现,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拔荆,你可安息了!

黄拔荆林丽珍看望朱鸣冈老师夫妇

黄寿祺教授题赠黄拔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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