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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夏心声
 
《江夏心声》115期第三版 2016年5月31日
(2016-6-18)

 

黄奕聪的金光人生
(福州)陈田爽
  1930年,7岁的黄奕聪随母亲从泉州远郊的一个偏僻山乡,前往印尼望加锡,帮助父亲打点小本生意。此后,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诚信经营,开拓进取,创立并形成了一个拥有400多家法人公司和30多万员工的金光集团,投资遍及亚洲和欧美的许多国家,形成制浆造纸业、金融业、农业及食品加工业、不动产业等四大核心产业。金光集团曾被世界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评为印尼第一大财团,黄奕聪被评为东南亚地区50位富豪企业家之一。金光集团1992年投资中国,旗下的APP(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在中国的崛起,其中金东纸业、金华威纸业和中华纸业三家,一并跻身“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前十强。
  黄奕聪的“金光人生”,充满传奇与精彩。
  一
  黄奕聪10岁上光华学校,三年后以年段第一名从小学毕业。短短三年的中文教育,竟成为黄奕聪人生最厚重的知识积淀和文化本钱。他经常出入住家附近的“上海书店”,阅读中国历史名著,最佩服岳飞的“精忠报国”。他还把《三国演义》中的“义释曹操”、“三顾茅庐”等艺术经典,巧为借鉴,作为谋略,运用到日后的为人处事和纵横商海中。
  黄奕聪告别校园后,从卖油条到做糖果、饼干生意,获得人生第一次丰厚的利润一盾十分钱。这,成为他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以至于半个世纪后,他还兴奋地说:“钱币在我的口袋里叮叮当当响,比什么声音都好听。当时的那份高兴,就好比我现在赚到了一百万美金。”
  日本入侵印尼时,黄奕聪无意中在巴尔得列港码头发现荷兰人撤退前销毁的废损物资,灵机一动,雇人悄悄把其中有价值的“垃圾”搬回家中处理,分检出130多包基本完好的面粉卖给茶楼菜馆,80多包次等面粉卖给养猪场;经过加工处理的450多包洋灰(水泥),留下与一位建筑商合作建墓亭。从中,他获得了高额利润。
  黄奕聪20岁时娶时年14岁的同乡赖三娘(名淑华)为妻。有了妻子儿女,他更感肩上担子重,每天都观察市面动静,捕捉商机。先是雇人排队购买限售的白糖,制花生糖上市,赚了钱后即投资养猪。
  日本投降后,黄奕聪把饲养场连同1000多头猪一起卖了3000多盾,开了一个叫长青的面包厂。少年得志的黄奕聪,20多岁就当上了面包行业工会主席,一当三年,在锡江己俨然是位社会名流。他一人拥有3辆汽车,成天西装革履,风流倜傥,朋友愈加多了起来。
  1948年底,黄奕聪闻讯又要打仗,便竭尽全力甚至借贷收购、囤积白糖、面粉。荷兰人卷土重来,战事平息,市面上充斥白糖、面粉,市价直线跌落。他那些堆积如山的白糖、面粉,一时间由“金沙”变成了“尘土”,不仅亏掉了所有财产,还成了锡江最大的债务人。他把身边仅剩的现金发给员工当遣散费,关闭了面包厂,卖了汽车卖地皮,还把以前发达时送给亲属的金饰借出,与太太的结婚戒指等,一并拿去兑成现金还债。
  债务虽然还清了,他的境遇却大为不同。身心受到严重刺伤和打击的他,因此大病了一场。
  经过半年的静养和思考,黄奕聪重新振作了起来。他把家中仅有的200平方米地皮拿出来与一位朋友合作,建起两层楼房,上层住家人,下层作商铺。正当他为进货筹措资金之际,妻子赖淑华拿出3000多盾现金交到他手上。这着实让他吃了一惊:“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妻子回答:“平常你给我的胭脂香粉钱,我只用了一点点,其他都存起来,现在全部还给你。”一向觉得妻子单纯到无法沟通,固执到有理讲不清的黄奕聪,此时此刻才深切地感到自己娶了一位好太太。黄奕聪素以诚信经商待人,他很快走出了困境。
  1955年,黄奕聪开始涉足椰干、椰油生意,从东印尼大量收购椰干,运回锡江加工椰油上市。他往往亲临收购现场监督和全程押运,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虽然辛劳,但生意日隆。有时,他伫立码头,望着一艘艘满载椰干的轮船驶进港口,情不自禁地从内心发出呼喊:“我是椰干大王!”
  二
  1962年,黄奕聪的“金光公司”在泗水创立。他尝试着在东爪哇另辟蹊径,从新河地区买下咖啡园和橡胶园,在西爪哇买下椰油厂和碾米厂。因咖啡园和橡胶园生产欠佳,工人又要求增加工资,他不堪重负,维持一年多就以半价卖掉两农园。更糟的是,政府出台新条例,冻结公司的资产,发给国家债券,无形中他的资产被化为乌有。
  陷入极度困境的黄奕聪没有绝望。他从政府条例的漏洞中找到可乘商机。比如,以高于政府收购价向农户先收货后付钱的方式,将收购来的土产货交给政府收购(每公担亏本十巴仙)套出现金,用现金买下政府的纺织品进口许可证转让给他人,从中获得五十巴仙的大额利润。这种“输小赢大”的策略,被许多原先不理解、不看好的人称作“奕聪惊奇”。
  1967年,几次大起大落的黄奕聪,深知单一经营的脆弱与风险,及时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已有经验的农业食品加工,进而投资浆纸业、金融业及地产业等。1972年,他与表弟赖举直合资开办椰油炼制厂;1983年与面粉、水泥制造业龙头林绍良的三林集团合作,开设现代化的食用油炼制厂,生产的比摩利食油很快就占有60%的印尼市场。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奕聪因此有了“食油大王”的雅号。
  1970年,印尼人均每月用纸不到2公斤,而泰国是8公斤,香港是20公斤。黄奕聪抓住这个商机,创建了生产造纸工业原料氢氧化钠的集伟化学有限公司,进而将其扩展为造纸企业。接着,他联合闽籍乡亲李文正、张添福,筹集资金,入主已有竞争基础的永吉浆纸公司以聚合金光纸业的优势。整合后的金光纸业,占领印尼纸业市场的90%,并打入国际市场。1991年,利润比创建初期增加27倍。1998年,工厂占地300公顷,年产量100万吨,成为印尼最大的文具产品生产及出口商,也是世界上单一加工文具产品制造厂及经销商之一,产品销售至世界100多个国家。于是,黄奕聪又被誉为“纸业大王”。
  1982年,喜欢刺激、挑战的黄奕聪,投下巨资接办印尼国际银行。他以高薪招兵买马,聘用了一批专业人才,还聘请外国经理人开班授课,培养子弟兵。一年后,资产总额就增加了五倍。1988年,印尼国际银行已是印尼排名前十的一流银行。同年10月,印尼政府实施银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后,各个银行的竞争白热化。黄奕聪采用“金雨超级储蓄”的办法(即对存款100万盾以上的储户,发金器或金饰奖券)吸引储户,存款额不断增加。1989年,印尼国际银行股票正式在雅加达及泗水挂牌上市,资产总额达3000亿盾。
  1982—1983年,黄奕聪在芒加都亚买了一块29公顷的建设用地,第一个在雅加达从事大规模土地开发。至1986年,他已拥有经营房地产业的子公司22家,经营的土地,相当于五分之一新加坡的土地面积。
  1990年,黄奕聪相继组建了金光农业资源及技术有限公司和金光美多国际有限公司。业务迅速扩展的同时,他把每年赚到的钱大多投在全身是宝的棕榈树上。如今,他已拥有大约36万公顷的农园,种植面积达33万公顷,资产总额超过12亿美元。
  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仅第一年印尼的银行就倒了几十家。黄奕聪始终坚持“诚信第一”。2001年,印尼国际银行由于存、放款的资本比例未达标,被政府银行重建局接管,不得不宣布停止偿还债务。金光集团资产负债达几十亿美元,货仓都是满的,却没有销路。已经退休交棒,且刚动过心脏手术的黄奕聪,重新出山收拾残局。
  黄奕聪在中国的金光集团,同样面临严重的债权债务问题。他向祖国求助,很快得到了朱镕基总理的理解与支持,金光集团的还贷期限得以延缓。中国各银行的态度,影响了外国银行。他们在查证金光集团的实力后,也放宽了还贷期限。危机过后,事业复苏,金光集团连本带息还清了所有债务,让所有债权银行大为满意。“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银行界,此时又争着要借款给金光集团了。
  三
  黄奕聪曾经深情地说:“印尼是我的养母,中国是我的生母。”50多年前,他就向周恩来总理许下了“要让中华传统文化之脉在子孙后代身上延续”的诺言。1992年,金光集团乘着中国涌动的改革开放春潮,大踏步地进军中国市场。第一步组建纸厂,以长江流域为重点,有计划地投入巨资造林,与纸浆厂、纸品厂、进出口码头形成生产、加工“一条龙”,选择港口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宁波成立中国总部。随后,金光集团的银行业、食品业和房地产业,也相继进入中国。2007年,金光集团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在中国投资最多和规模最大的华人企业集团之一,黄奕聪也因此成为宁波的第一批荣誉市民。
  砍伐树木,破坏森林资源,废液横溢,污染空气和河流。浆纸业在人们的心目中历来是污染大户。金光纸业在中国投资同样遇到环境保护问题。黄奕聪的长子、主管纸业的金光集团总裁黄志源说,实践证明,制浆造纸可以成为绿色产业、环保大户。除了植树造林,制浆造纸过程完全可以做到清洁生产、节约原料和变废为宝。如排出的黑液经过燃烧,碱的回收率可达99%(国内厂家仅为60%-80%)。剩下的1%废碱,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经过生化处理后,细菌可把它们“吃”掉。回收的菌肥则用于植树造林。2004年,金光集团旗下最大的金东纸业被评为首批八家“国家环保友好企业”之一。2005年,宁波中华纸业也被授予“国家环保友好企业”称号。
  金光集团的纸业,在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总共投资建立了17家全资或控股的浆纸企业,另外还有20多家林场,拥有全职员工两万多人,年产能超过500万吨。产品从文化用纸、工业用纸、办公用纸、生活用纸,到纸制品、木浆,几乎涵盖所有的浆纸领域,旗下多家公司具备世界领先水准,其中金东纸业是中国最大的造纸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铜版纸生产企业。
  金光集团在宁波的工业园区,占地200公顷,大得像一个镇。园区内有码头、仓储公司、宾馆、超市以及足球场等。金光来到中国,第一阶段是补国内纸板业的空白,为祖国节约大量外汇;第二阶段是推动中国造纸工业发展,让发明造纸术的故乡祖国,由纸类进口国变为出口国。
  金光集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App)在中国的成功发展,完全得益于黄奕聪一贯倡导的企业文化精神。一位职工说:“厂里对我们这么好,我必须以最好的工作来回报企业。”企业员工对待工作的负责态度和敬业精神,来自于企业文化的长期浸润。中国媒体在总结App文化时指出,App文化是以企业愿景和价值观为核心,将员工视为最珍贵的资源,重视每位员工的劳动回报和远期发展;各工厂都建立工会组织,使之成为与员工沟通的桥梁;建立员工提案制度,激励员工为企业献计献策。App文化还包含产品质量与品牌信誉,包括一以贯之的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理念。
  上世纪末金融风暴,金光集团处在极度危机时,中国政府给予理解与支持,使黄奕聪感念不已。他激动地说:“我连一顿饭都没请过,朱总理却帮了大忙。”金光集团在中国的投资与发展,也为祖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仅App在中国的成功发展,就有力地带动中国纸业产业群的形成,推动了中国造纸工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和产业升级,改变了中国造纸业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同时,通过造纸企业的产业驱动,为人工造林提供经济支持,进一步提高了林地覆盖率;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机会。App在中国各地纳税,仅在全面投产初期的2001—2005年,就累计超过50亿元人民币。
  四
  1992年,黄奕聪退居二线,扶持长子黄志源担任集团执行长。他的生活步调慢下来后,每天至少要看15份报纸。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也十分信奉有着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佛教,相信善恶因果报应。他常教育自己的家人,要先做好人,才能做好事。他认为,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好的子孙不需要给,不好的子孙不能给,金钱万能也万恶,就看怎么用。
  黄奕聪对祖国和故乡怀有深厚感情,而且老而弥笃。他先后回乡捐资兴办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修建村镇通道,并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与政府合作凿通乡镇通往泉州中心城区的隧道。
  他创建的金光集团,在中国各种公益项目中,捐款捐物总额已超过6亿元人民币。2004年,金光集团被《富比士》列为“中国慈善榜”外资企业第二名,2005年获“胡润百富中国慈善榜第一名”。2010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在第三届世界闽商大会上,为黄奕聪颁发“福建省捐赠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
  黄奕聪的人生传奇而精彩。1991年,美国堪萨斯州匹茨堡大学校长唐纳·威尔逊教授专程到雅加达授予他“经济学博士”学位。只读过三年小学的黄奕聪说:“这是我这辈子最感快乐的事。”
  
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会见黄奕聪等侨界英豪。


能知先机的明末状元黄士俊
(福州)黄益群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清晖路23号坐落着广东省惟一入选中国十大名园的古典园林——清晖园,整座园林有着苏州庭园的清幽和精致、古朴和典雅,奇花异木相映成趣,苍劲挺拔的古树和虬根盘绕的老藤苍茂婀娜,令人倍添雅兴,此园在1989年被省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的名园,它的主人就是明代状元、顺德杏坛镇右滩村人黄士俊。
  黄士俊出生于诗书之家,其祖、父辈皆为读书人,素以仁义著称。黄士俊少负伟志,好学上进,尤敦孝悌,少年时在鹅山绿竹亭读书,七岁时才华初露,他的美文超越同窗学友,博得人们的好评,督学许尚志极赞赏他的才学,说他定将大魁天下。
  万历癸卯科(1603年)黄士俊以秀才之身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在赴京会试途中,兄长病重,黄士俊感叹道:“恶得急功名而缓吾兄哉!”遂放弃北上参加会试,回乡为兄长寻医问药,尽心调治。但堂兄仍不治病逝,其关心兄长的美德为乡人所传颂。错过会考,又要等待三年,万历丙午(1606),黄士俊来访时任分水知县的同乡卢崇勋,他们同寓庆云山,恰巧出现五色祥云的瑞兆,黄士俊触动心事,想起唐代施肩吾因在庆云山见五色云而中状元一事,于是即兴写下:“五云山上五云开,昔日肩吾今又来。姓系虽殊名则一,世人莫作两人猜”这首诗,希望自己也能高中状元。
  转眼秋季大考来临,黄士俊想到岳父家借些盘缠,可是,到了岳父李家,岳父见到女婿穿着不是很整洁,还带着点寒酸,便满脸不悦,既没答应借钱,更不留客吃饭,连客厅都没让黄士俊进,只让他在走廊候着,让仆人随便拿了两个鸭蛋,草草地就把黄士俊打发了。黄士俊正懊恼地往回走,路遇李家仆人广积,看到黄士俊一脸沮丧,广积赶忙问候,黄士俊如实相告,广积觉得李家做得太过分了,心中颇为黄士俊抱不平。广积把黄士俊拉到自己家中,买了酒菜招待一番,当获悉黄士俊缺的是赶考的盘缠时,他随即把家中的肥猪卖掉,为黄士俊凑足了路费。黄士俊再度赴京参加会试,以高深的立论,精美的楷书一举夺魁,成为明代第七十七位状元,时年三十一岁。
  喜讯临门,黄士俊的母亲却喜忧参半,她担心儿子就此离乡,无暇顾及祖父的移葬建墓问题,因而郁郁不乐。为让母亲宽心,黄士俊请准延期赴任,把家中琐事一一处理停当后才赶赴行程,任翰林修撰。当时朝廷大事多由李廷机和叶向高主持,李、叶很欣赏黄士俊的才华,每当朝廷研究有关重要文件时,皆请黄士俊共同商讨,黄士俊亦不负众望,他引经据典,论证精确,意见多被采纳,甚得上司喜爱。黄士俊还被委托兼管朝廷中的一些重要文字工作,撰写和记载平定藩地叛乱有功人员事迹;绘制各省的地图;记载各地风土人情及官员的优缺点,他勤谨慎职,如实述录,为朝廷提供真实可靠的参考资料,得到奖赏。
  泰昌庚申元年(1620年)黄士俊晋升为太子洗马,天启三年(1623年)又晋升为詹事兼任侍读,为太子讲学,后再晋升为礼部右侍郎。时朝政为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日趋腐败,朝野上下,怨声载道,黄士俊不愿与魏忠贤同流合污,自知很难施展才华,便告假南归,同年进士杨琏、左光斗、周顺昌等专为他饯行,诸友感叹万分,一致认为黄士俊是一位先知先觉之人。
  在辞官避世期间,黄士俊在故里建起黄家祠堂、天章阁、灵阿阁等建筑,以供父亲颐养天年,他定下治家格言:圣天子一统之治,出于衣冠文物之邦,凡有血气者,莫不知君亲之恩当敬也!方今子昧古道、弟黯纲常,皆由父兄家法不端,以致身心失守,亟当鉴省。昔燕山家庭有法,五子俱登;孟母庭训有方,一儿亚圣。今之父兄可不慕乎?故居家庭,宜以诗书为训;处家里,宜以谦让为先:治田园,宜以耕耨为本;立身行己,不出恭敬二端;执德待人,止虑骄矜二字;勤能补拙,俭可助贫:奢华乃败家之端,酒色是戕命之斧;宁可以德胜人,切勿以财傲众!不读诗书,纵富万金,实作愚人之论;能通经史,虽贫四壁,堪称儒士之门;姓名清幽,吃菜根而尝香馥,住茅屋岂不光华?!有高才者,尝受窗前苦楚;多五谷者,须从月下经营;或劳心,或劳力,人世间食无闲饭;或采薪,或钓水,天涯外,何处无财?王法无亲,当牢牢而谨记;人情多变,须步步而提防;人有奸谋巧计,天有森严报应;秋菊黄花,尚有绝香之气,天冠地理,可无修己之心?君子勖诸!
  崇祯戊辰元年(1628年),朱由检即位,他雷厉风行,一举诛灭奸党,掌握了权力,朝廷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崇祯皇帝召黄士俊回朝,授予吏部右侍郎之职,翌年晋升为礼部尚书,负责撰写神宗和光宗两朝的实录工作,还兼任玉牒总裁,负责皇帝的起居注。黄士俊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不久升任经筵讲课的主讲,为皇帝讲学,他诚恳积极的态度使得他在工作中取得显著的成绩,所以,每当朝廷对各级官员加官进爵时,大家一致推荐黄士俊优先晋升。不久,黄士俊因父亲年迈多病,请求辞官,崇祯以工作为重,不予批准。三年(1630年),黄士俊的父亲已臻百岁大寿,他再一次向朝廷争归省视,终得崇祯恩准,还特封其父尚书衔,下旨为其父兴建牌坊,赐名“熙朝人瑞”。黄家“百岁父子尚书”,时人皆引以为荣。
  七年(1634年),黄士俊奉召回朝供任原职,他知无不言,很称崇祯意旨。有一次崇祯任命黄士俊主持选拔御医的考试,这项工作一向为皇亲国戚和权贵把持,他们有肆无恐,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草菅人事,良医被弃,庸医充塞。为了端正世风,黄士俊不畏权贵,公正无私,极力废除恶习,排除干扰,规定唯有经过严格考核,有真才实学、医术高明的人才能选拔为御医,经过一番整顿,那些滥竽充数的庸医清理出朝廷,御医面貌焕然一新。因黄士俊秉公办事,被誉为“清正黄尚书”。
  有一次御医仓库被盗,引得人人自危,黄士俊受命调查审理,他心地坦然,无偏无倚,亲自制定追捕条例和具体措施,案件终于水落石出。明朝的制度,司法部门每年处决犯人之前,都要把案卷送到朝廷审批,黄士俊执法严明,被委任主持处决犯人的审批工作。黄士俊审批案件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有时候因一案件与同僚们争得面红耳赤,甚至违反皇帝的意旨,也冒死坚持。与他要好的同事劝他得过且过,他说:“人命关天,对冤案岂能坐视不管!”有一次他发现一县令提供的罪犯证据不确,他深入调查,反复核对,根据事实,撤消原判,平反了冤案,不仅让犯错者心服口服,也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
  十年(1637年),朝廷议决加辽饷之事,黄士俊为此就选举、政令、察官、弭盗四个问题上书条陈己见,但与权相意见相左,黄士俊感到自己复兴朝政的抱负难以实现,又有被排斥打击的可能,因此借病提出辞呈。崇祯接受了他的请求,知道他为官清廉,积蓄不多,拨给他一笔路费,行前还特封他为“抚案官”,让他在地方上检察处理案件,并嘱咐他病愈后回朝复命。
  十一年正月,黄士俊途经杭州西湖,门人许誉提议多在西湖游玩些时间,宽畅心怀,他心系朝廷安危,无心游乐,叹息道:“我对当官看得很轻,对国家的安危却看得很重,西湖风景虽好,哪有心情观赏?”他一到家,即拟写奏章,向朝廷指出:“求治太急,进退颇轻,民力已竭,筹边尚疏、饷务过繁,内防宜密”等严重情况。崇祯看了甚为赞赏,亲笔批示:朕首先把这些话记录在屏风上来,当作座右铭。
  翌年,崇祯遣中书舍人陈春辉专程到黄士俊家慰问,并赐羊、酒、厚禄,敦促他早日回朝,黄士俊以病弱衰老辞谢,并自号“碧滩钓叟”,隐居故里。崇祯末年,皇帝念及黄士俊处事平正稳重,特意加封为柱国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宣召复出主持台阁机务,但未及赴任,“甲申之变”随即发生,明朝的京城就失陷了。
  清顺治三年冬(1646年),南明大学士苏观生、隆武朝辅臣何吾驺等拥戴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鐭监国于广州,改元绍武,黄士俊参与其事。没多久,清军攻陷广州,绍武帝和苏观生双双死难,常言道:“千古艰难唯一死”,在严峻的历史时刻,黄士俊和何吾驺则委曲求全,归降了清将李成栋。也许他们心里只是想着留得青山在,却没想到在民族矛盾冲突极为尖锐的特定时代,中国人对“大义”的问题非常敏感和看重,黄士俊和何吾驺的举措,惹来了汉族士民的严厉责难,连亲人都无法理解。黄士俊的孙子在祖父刻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的拐杖上补刻:“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来拷问;清初著名史学家计六奇在他的《明季南略》中冷峻鞭挞:“他人以不寿为不幸,而士俊则以多寿为不幸者也。”面对种种质疑,黄士俊对自身的失节深感痛悔,顺治五年(1648年),李成栋深受满族高层统治者猜忌,黄士俊和何吾驺趁机策动他反正,率领全军投奔南明永历帝,第二年,黄士俊和何吾驺以故爵入职永历内阁。顺治七年(1650),清军大举反攻,形势迅速逆转,永历君臣远走云贵,尽管黄士俊任劳任怨,实心办事,无奈大势已去,败局已成,他年近八十,不能随军转移,只好孑然退隐山林,“足不下楼数年”,直至八十五岁去世。
  黄士俊一生著作颇丰,可惜多在战乱中散失,仅有《禺山精舍》、《载笔亭》、《九日登黄岭》等诗作及《李方麓去思碑》、《鼎建连州治碑记》几篇散文流传至今。
  黄士俊应该想不到,清乾隆年间,家道衰落,他苦心经营的庄园被顺德进士龙应时购买,经龙家两代人的精心构筑和营建,清进士李兆洛题写的“清晖园”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成为广东省著名的园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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